科技特派员制度起源于福建南平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、浙江工作期间亲自总结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重大农村工作机制创新。2016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》，首次在国家层面作出制度安排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依托相关专项计划，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约27.9亿元，引导和支持全国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近90万人次，覆盖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一线。20多个省份出台科技特派员工作意见或行动计划，财政年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省份达21个。 

　　选对专家，一名科技特派员带活一个产业

　　1999年2月，福建南平选派首批225名农业科技人员到215个行政村担任科技特派员，开启了这场科技下乡的探索实践。20多年后的今天，科技特派员选人的标准、范围、方式都更有新看点。

　　周建仁是福建省光泽县止马镇仁厚村党支部书记、联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。2022年，他有了一个新身份——南平市首批乡土科技特派员。成为科技特派员后，他主动向村民传授技术，上门指导服务。在他的带动下，仁厚村成为福建省生态稻渔装备最先进、技术最密集的示范基地之一，辐射带动全县9个村560户农户，年产值近600万元。

　　一个扎根乡土的能人，不仅能自己致富，还能以科技特派员身份带活一个产业。早在2017年，福建就将“选派”改为“选认”——科技人员与服务对象双向选择后，再由派出单位推荐、科技部门备案确认，这一机制被概括为“三方说了算”。2026年，福建首次按县域产业链需求清单分配选认指标——产业需要什么技术，就匹配什么专家，按需选人的精准度进一步提升。

　　同样的逻辑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。针对传统选派方式中“派非所需”的痛点和基层需求的多元复杂，各地开始从“需求端”重新审视“选人”这件事。浙江在做稳“政府派”的同时，积极探索“市场派”实践。2025年10月，浙江省政府明确提出，“突破传统‘政府派’和个人科技特派员的单一模式，同步拓展‘市场派’‘社会派’供给渠道”。2026年3月，浙江进一步将“科技副总”正式纳入科技特派员队伍。丽水学院教授张蕊华既是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，又是首批入选的省派“科技副总”。入驻企业后，她自主研发智能装备13台（套），3年为企业新增销售额超3亿元。

　　湖南则把选派工作的起始点由“谁派人”变成了“谁需要”。2025年，湖南推出“点单式”科技服务，服务触角延伸至48个县、2633个行政村，选派范围从农业科技向生态环境、文化旅游、医疗卫生等领域拓展。

　　云南构建“五位一体”分类选派体系，包括省级科技特派团、科技特派队、国际科技特派员、企业科技特派员、银龄农业科技特派员，针对不同领域、不同层次的需求分类选派。赵培方作为蔗糖产业科技特派团团长，带领团队2022年起扎根边疆蔗区，根据品种特性及蔗区条件，对品种进行优化布局，带动糖业发展成效显著，其选育的“云蔗081609”新品种甘蔗糖分峰值打破国际纪录。

　　选人渠道的拓宽不止于此。甘肃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，与天津、山东共同选派“双地科技特派员”；陕西选派“反向科技特派员”，加强科研单位与县市产业的对接；福建、云南、宁夏优选国（境）外专家担任“洋特派”。

　　各地还探索出“双向选择+按需选认”“自主申请+择优选派”“揭榜制”等多种选派方式，浙江建立“需求库”有效匹配“专家库”，实现供需精准对接。 

　　握指成拳，从“单枪匹马”到“组团攻坚”

　　选对人之后，下一个问题是：一个人够不够？现代农业产业的复杂性，早已超越一位专家单打独斗所能应对的范畴。各地探索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单位组建科技特派员团队，开展协同攻关。

　　2014年，苏海兰走进闽北深山。“山里面的蛇虫很多，我就包好头，穿上雨鞋，拿着木棍，白天钻山林、进大棚做试验，晚上分析总结。”经过7年多时间、400多项试验，她将“七叶一枝花”的出苗时间从2年缩短至6个月，出苗率从不足5%提升至86.5%。此后，她又牵头组建闽赣粤桂四省50多人的专家服务团队，累计推广林下中药材复合种植75.2万亩，带动42万人次就业。

　　苏海兰的服务轨迹，正是福建从“单兵作战”向“团队攻坚”升级的缩影。2024年起，福建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跨区域组建科技特派团，精准服务72条县域重点产业链，省级个人科技特派员组团服务比例已超过40%。

　　组团作战，已经成为更多地方的选择。在湖南，科技专家服务团实现了全省所有县市区全覆盖，科技副县长兼任团长，纳入县管干部体系并实行提级管理。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油茶研究所所长彭邵锋从事油茶研究20余年。2020年7月起，他挂职浏阳市科技副市长，兼任科技专家服务团团长，将多年积累的服务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产业支撑，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服务和培训300余期，引进新品种100个，推广新技术82项。

　　云南则打破“一县一业一团”单一模式，探索“一业一团多县”“一县一团多业”等配置，让跨区域资源联动成为可能。昭通市镇雄县组建由省内外8家单位25名专家构成的科技特派团，下设小麦、马铃薯、桑蚕、大宗蔬菜、生猪5个产业组，成为“一县一团多业”的典型样本。近三年，云南省科技特派团累计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难题453项，转化应用科技成果2822个。

　　在全国层面，2022年，中央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，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，全面推开“组团式”帮扶模式，从全国层面统筹1567名涉农科技人才，覆盖160个重点帮扶县，实现“一县一团”、主导产业全覆盖。截至目前，科技特派团已指导建成4100余个规模化平台基地和产业园区，解决3100余个技术难题，协助打造540个“土字号”“乡字号”品牌，推动农业产业从单一生产向精深加工、业态融合转型升级，组团作战的效能正在加速释放。 

　　成果落地，从“短期帮扶”到“长效共赢”

　　科技特派员来了又走，技术能不能留下，关键在于科技人员能不能从“过客”变成“自家人”。2016年，我国明确支持科技特派员通过许可、转让、技术入股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，依法获取现金奖励——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从此有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依据。

　　相关地方探索起步更早一些。2022年，福建在全国率先建立利益共同体备案登记制度，出台操作规程，明确技术入股、技术承包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等多元合作方式，让科技人员与农民绑在一起、干在一起。

　　利益共同体要落地生根，离不开金融“活水”的浇灌。截至2026年6月，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累计创办企业及专业合作社5719家，“科特贷”累计放贷超200亿元。安徽等地创新推出“科特e贷”“科创贷”“乡村振兴贷”等专属金融产品，引导金融机构为科技特派员服务的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撑。

　　2024年，罗先富在洪灾后驻守华容县团洲垸，农户说“他比我们自己下田还勤”。罗先富的坚守不是孤例。专家能够沉下去、扎住根，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，还有制度的托底——各地将科技特派员服务基层一线的业绩纳入职称评审优先范畴，服务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；同时设立后补助项目支持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，让科技帮扶有了长期跟进的机制。

　　制度的托底让专家能够沉下去，数字化则让服务跑得更快更远。四川“科技兴村在线”平台将全省2.59万名入库专家和8.99万名信息员组织起来，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在线服务。

　　面向“十五五”，科技特派员制度正从“技术服务”向“产业赋能”深化，精准选派、组团服务、场景驱动、利益联结……这些从地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经验，勾勒出制度深化完善的清晰方向，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注入不竭的科技动能。（通讯员：作物所牛雨晴）